報告上架！

｜前言｜東南亞公民空間緊縮危機下，台灣如何建立在區域的角色？就從雨天送傘開始

曼谷與香港曾是東亞及東南亞區域內重要的公民社會場域，這兩個豐富且具有活力的城市接納了區域內外的組織，各種議題、在地組織、行動者、國際基金、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都能存在，各類倡議、培訓、組織活動、辯論與串聯都可能發生。今日，當我們仍痛心於香港血淚的境遇時，我們也已見證了過去曾被視為東南亞非政府組織首都的曼谷，對尋求庇護者而言已早已淪為危險叢林的事實。

公民空間從出現緊縮徵兆到徹底封閉的歷程是如此迅速。我們看見層出不窮的，以安全、公衛甚至其他進步名義施行的政治與社會控制，正張牙舞爪地進逼日常生活，導致行使基本人權的代價如此高昂。被判處重刑的不再只有最突出的社運領袖或政治異議家，公民社會組織的存續也危如累卵。在這樣的環境下，人們敏銳地察覺這條時而隱晦時而現形的紅線，甚至在踩到紅線之前早已懂得閃避。這條不由你我劃設的紅線，和人們逐漸提高規避意識和能力的過程，就是公民空間一寸一寸緊縮烙印在「普通人」身上的鐵證。

亞 洲 公 民 未 來 協 會(Asia Citizen Future Association, ACFA)成立的宗旨是連結台灣與東南亞的公民社會，並共同發展抵禦公民空間緊縮的能力與策略。有別於國際組織常見以提供個人避險遷移(relocation)與緊急資金(urgent grants)一類即時性與短期的援助，亞洲公民未來協會更加重視於建立有利台灣與東南亞公民社會合作的基礎建設。我們相信，支持跨公民社會維持對話與日常連結，才能產生抵禦的知識和行動;而不間斷的行動，才能稱為韌性 (resilience)。同時，組織作為許多個人的集 體，擁有組織規章、治理與文化，更存在有別於個人行動者的需求，在公民社會與運動中皆扮演關鍵角色。因此，提供公民社會組織(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 CSO)存續的條件與支援，是迎戰公民空間緊縮的關鍵。推動跨公民社會 合作的基礎建設，是區域內一個務實且緊迫的目標，當前仍缺少一些關鍵條件，有待我們共同努力創造。                  

亞洲公民未來協會的「台灣對東南亞CSOs的可近性(accessibility)」研究案，與這份《探索台灣在東南亞區域公民空間緊縮下的角色》報告，是亞洲公民未來協會第一年的重要成果，同時是我們對「東南亞公民空間緊縮的危機下，台灣可以扮演什麼角色?」的一次回應。

本研究的核心問題是：台灣作為鄰近東協區域的民主國家，是否有能力提供具備包容性的替代性公民空間(alternative civic space)，接待來自東南亞正激增的尋求庇護 CSOs，以減輕東南亞公民空間緊縮危機對組織與行動者造成的直接負面影響。藉由承擔保護人權捍衛者的責任，維護他們行使人權與追求正義的動能，進一步支持區域內的民主與人權發展。

本研究涵蓋兩大面向，並在最後兩章節提出給台灣政府及國際資助者的政策建議。

透過訪談在台設立之國際/外國公民社會組織，本研究分析外籍人士在台設立社會組織、聘雇、納稅及社會保險之現況與挑戰，以討論台灣公民空間對東南亞 CSOs 的可近性。透過文本分析，足見台灣結社相關法規仍和國際人權 法與規範存在明顯不一致。相關立法除了仍以「管制」為核心思維，《人團法》更限制了社會組織僅能以「協會」一種形式立案，並針對發起人人數、發起人資格、戶籍等設有限制，導致依法結社不易。

另一方面，基於全球範圍內現存之東南亞公民空間緊縮研究成果，本研究深度訪談來自七個東南亞國家的組織及其決策者，著重於理解他們在高壓環境下持續從事組織活動的相應策略與需求。組織遷移至海外，本質上可視為組織主動控制風險與應對威脅的一種行動，身處公民空間緊縮的危機與趨勢中，單單以流亡來描繪組織搬遷至海外的行動，或許已不足夠真正理解這項決策的影響力。本研究並非試圖以七 個組織的個別經驗普遍化東南亞 CSOs 在公民空間緊縮下的處境;相反，透過理解面臨危殆的組織應對各自處境所採行的多元策略及思維過程，可以使我們理解對東南亞 CSOs 遷移決策具備影響性的關鍵因素，使讀者理解東南亞 CSOs 對台灣作為替代性公民空間抱持的觀點與評價，更可能促使台灣更務實的理解自身條件與思索台灣在區域中的角色。

東協作為一個政治集體，在安全、經濟與主權議題上利益紛雜，本身就難以統合出集體議程。近年隨著中美角力與地緣政治急遽變化，東協個別成員國如今更是越來越難保持以往的等距外交與舒適立場。這樣的態勢如何影響東南亞境內的公民社會，這樣的影響如何牽動台灣與區域公民社會本身就稀薄的關係，值得我們持續關注。基於這樣的關心和理解，或許台灣可以逐漸擺脫自身在東南亞區域內始終模糊不清的角色，主動走下民主「神壇」，嘗試重新探索與鄰近的東南亞建立實際連結與合作的方式。

亞洲公民未來協會執行長 林文亮